从集装箱运输谈起

　　集装箱运输方式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对德国作战，因为苏联很多工厂撤到了乌拉尔，有的甚至远到西伯利亚，政府便采用了类似于早期铁路集装箱运输的方式来输送各类物资。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也采用了早期集装箱海运的方式，集中运送各类后勤物资，最早是补给品，后来是医疗用品、器械、配件，直至军火。源于使用标准化的箱子来装卸物资，因此集装箱的英文名称为container，意即容器，集装箱船舶叫Container Vessel，Vessel也有容器的意思。这就是铁路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雏形。实践证明，这种运输方式既便捷又相对安全。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经济的不景气，越来越多的承运人发现，集装箱这种标准化的产品，既可以统一运输标准，也能够降低成本，正所谓“越大越经济”，更重要的是，在集装箱运输的过程中，承运人、港口、铁路、机场枢纽，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物资中转和输送，由此引发了“现代物流”的概念。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作为西方集团的成员国，日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把“物流”（logistics）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当时位于名古屋的丰田汽车公司，为了追求零库存，与港口方联手，将港区、堆场按集装箱运输标准化的模式予以建设，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装卸和运输成本，并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了阪神区的神户港、京滨区的横滨港等集装箱码头，成为推动集装箱运输业发展的第一梯队。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和上海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运输模式的新变化，开始积极地拓展集装箱运输业。上海港的发展早期受西欧港口的影响较大，上海港跟德国汉堡港、荷兰的鹿特丹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等保持了长期的运输合作，七十年代的中波远洋、八十年代的中国远洋、上海远洋等海运企业成为联结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上海港也成为中国看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主要窗口。香港自七十年代初开始启动集装箱装卸运输，两年之后的1972年，上海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

　　上海人一直都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哪怕“文革”时期，也没有简单地“打倒一切”。正因为当时上海港的领导排除种种非议，力主学习国际先进的装卸运输知识，才有了上海港对集装箱装卸运输技术的学习和尝试。
1978年，作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的先行者，上海港开出了第一条专用航线。八十年代，上海港一直在为集装箱装卸运输大发展默默积蓄力量，为后来九十年代初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奠定了基础，上海的现代化机场、港口成为引领基础建设的先驱。

　　管理体制方面，上海港原属交通部管理，但上海的领导为了打造对外贸易的窗口，积极支持上海港与当时的中国远洋、上海远洋及后续成立的中外运这批走在前列的外贸运输窗口型企业保持密切协同，有意识地培训港航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培训方式也开始与国际接轨。

　　上海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日本港口是亚洲集装箱运输业的母港，日本仍是经济发动机，而香港正在追求世界第一，新加坡港、釜山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雄港紧随其后。日本1986年后因经济泡沫破碎导致经济萧条，造成了集装箱运输能力下降，吞吐量排名让位给了东亚地区包括大中华地区的其他港口，但是日本的先进管理理念和优势仍在。香港于第一时间吸收了这些优势资源，结合华人社会特有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呈现了勃勃的生机。这也给了上海港迎头赶上的机会，上海的港口建设，采用的是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模式。

　　这种设想得到了上海市和交通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八十年代，上海的集装箱港口主要集中在张华浜、军工路、宝山港区，采用的是岸边装卸桥（Container Quay Crane)和场地轮胎吊的装卸运输模式，主要设备是从德国和日本引进的，并派出管理和技术人员接受培训，带回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引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各种先进的装卸运输模式，为上海港选择今后哪个发展方向做了科学的铺垫，当时上海港坚持引进的做法与前些年的铁道部很像：从海外引进高铁技术，先引进、后研发，这样一来，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第一。上海港的发展也正是这个路径。

　　到了九十年代，上海港迎头赶上，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快速上升，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港，与位列第二、第三的香港、新加坡港拉大了距离，这是后话。为了优化对港口的管理，上海很早就提出了保税区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模式。尽管当时的上海不可能直接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但通过中央的支持、协调和交通部的逐步放权，上海港拥有了很多政策优势和灵活的经营指挥权，这与今后的港口安全生产体系和保障机制息息相关。上海坚决执行中央的指令，取得中央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在集装箱运输安全生产和管理方面，上海更是认真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尽可能规避风险和失误。